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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|陳丹青 采訪|姚璐

人物PORTRAIT=P

陳丹青=C

P：我在媒體上見過幾次這個故事。2000年前后，陳向宏通過王安憶聯系到你，希望由你牽線請到木心先生回烏鎮居住，又過5年，木心先生終于歸鄉。你當時對于這樣一個陌生的基層官員提出的請求感到突兀、奇怪嗎？

C：1994年末，上完世界文學史課，木心獨自歸國，1995年元月潛回烏鎮，尋訪暌別五十多年的家園。翌年，臺灣《中國時報》發表他記述此行的散文《烏鎮》。1998年左右，烏鎮徐家瑅先生弄到這份報刊，給當時甫上任的陳向宏看。向宏著即四處打聽，沒人知道誰是木心。1999年，安憶因《長恨歌》獲茅盾文學獎去烏鎮領獎，向宏再次問起，安憶說，她的朋友陳某認識木心，于是有了那通越洋電話。

我與安憶通信十余年，從未彼此越洋通話。只聽她飛快地說：「丹青你趕緊告訴木心，他家鄉在找他！」——八十年代初，我就把安憶的小說給木心看過，他特意捻出某段，說「很會寫，很會寫。」——2005年木心到烏鎮與向宏見面，看新建的故居，道經上海時特地請安憶吃了飯，那時安憶已是老作家，和一個更老的作家說話。

文革后打開國門，各地政府主動接待或聯絡海外僑民，十分普遍，所以烏鎮找來，我不驚訝，而是感動，直覺到來了一個有心人。這件事，木心回鄉原是天定的伏筆，現在鎮方出面，在情理中。我記得轉告木心時，他眼睛一亮，顯然詫異而高興。此后的情形不很記得了，反正我與向宏開始通信，他明確說：請先生考慮回鄉，占用故居的廠家已經遷出了，只要老先生回話，隨時翻新故居。

2000年我回國定居不久，向宏派車來上海接我去烏鎮。我母親是浙江人，幼年在烏鎮邊上的練市小鎮住過，于是隨我一起去了。向宏的辦公室很小，那年他才38歲，紅堂堂的臉，是我從小熟悉的江浙地方領導模樣。他朗聲說：「陳老師啊，老先生回來，我們沒有任何意圖和條件，一切鎮上負責。」

P：在那之前你和政府基層官員打過交道嗎？陳向宏和他們有什么不同呢？他如何打動了你和木心先生？

C：我們中小學常到郊外勞動，熟悉郊縣領導，都很爽快，大嗓門說話。后來當知青更得和基層干部瞎混。現在我老了，發現官員好年輕。向宏小我十歲，一看就是做事情的人，我當即喜歡他。我是江湖混大的，至今把他看作江湖中人，說話算數，渾身是草根的質樸和活力。京滬中層官員多半是碩士白領，弄條領帶掛掛，不土不洋，滿口半酸不咸的，照老上海說法是「不擔肩胛」（即北京話「不靠譜」），我寧可看見基層官員的草莽氣，出了事立即找來幫忙擺平的那種。

向宏從未試圖打動我。我們對面坐下，一二三四，全是談勾當，不玩蘭花指。為木心還鄉定居，我倆見面十余次，每次三言兩語交代清楚，各人去忙。2002年晚晴小筑開工時，向宏和我站在大太陽底下，破爛不堪的舊居已經夷為平地——就是現在木心紀念館的所在——他正像個包工頭，吼叫著，向在場十幾位工人關照施工要求，我則拍了照預備寄給木心看。我老是忘了他是黨委書記，他永遠在做事，在現場。

P：你還記得2006年9月8日，木心先生由你陪同，正式回鄉居住的情景嗎？陳向宏當時做了什么？你當時心里有什么感慨？

C：2006年秋陪先生飛到上海，在衡山賓館停留兩天，9月9號一早，面包車停在賓館外，向宏進賓館大堂與先生寒暄過，說他當天有會議，不能親自陪先生回去（上一年，木心專程飛來上海，已在烏鎮與向宏見了面，看了翻新的故居工程）。當晚烏鎮的賓館設了包房宴席，木心座前豎著一只用南瓜雕刻的龍。其他接應，早到位了。

江湖人不客套的。我喜歡向宏的坦然與得體，他可比從前老家族的長子長孫，老輩面前唯是恭謹，恭聽，要言不煩。直到木心辭世，向宏執禮如一，不是弟子禮，更不是官場見了文化人那種夸張到恐怖的虛禮，而是一個江南漢子的敬與正。

打動我的是木心死去翌日。我從北京往烏鎮趕時，向宏花一整天布置靈堂，全程督辦，親自擺放，靈堂的精致不必說了，樓下過道沿墻擱了一盆盆白菊，前院的樹叢也都等距離插了花。他處處設想先生的品味和我的心情，進門后引我上樓看，臉上的意思還像做了什么錯事，生怕我覺得不對。在殯儀館，我瞧著先生遺體的蓋被和帽子等等不適合，忽然發脾氣，向宏一聲不響站著，依從我。唉！那幾日天寒地凍，家人兄弟臨到族中的喪事，都未必這般貼心啊。

P：據陳向宏說，木心老先生生前曾說，一生最信任「三陳」，其中二陳是您二位。在安排木心先生身后事時，陳向宏說過，「大量的畫作，我主動提出來，不要捐給公司，捐給不屬于公司的木心基金會」。這是你倆共同商議的結果嗎？

C：前一位是臺灣旅法畫家、評論家陳英德，1983年他在紐約初訪木心，一面之交，即力勸木心恢復寫作，老頭子果然從此寫起來。第二位是我，陪他講講笑話，跑跑腿，第三位即是烏鎮子弟陳向宏，未謀面，即訂交，一路信守，說到做到。

畫作捐基金會事，向宏早想好了。他事無巨細，有主張，有主意，不愧是干才。我平時瞧著兇巴巴，遇這類事，又笨又糊涂。難得向宏謀劃一切，卻總是聲音輕下來，湊過來，事先問我行不行。當然行啊。我倆在行政事務上的智力和經驗是不對等的。我不會管人，帶幾個學生都沒轍，都不聽我的。向宏年輕時就管人，會謀事，每次我都驚訝——或者說，理所當然地——發現他早有辦法，實施后，我只需配合便是。

P：你在90年代就到過烏鎮，當時那是一個破敗的小鎮。而現今的烏鎮則是擁有文化、財富和影響力的名鎮，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。烏鎮最讓你喜歡的是什么呢？你到了烏鎮有什么地方是一定要去看看的嗎？

C：1995年元月先生偷偷來過后，十月，我因事去杭州，也繞到烏鎮。東西柵破敗凄涼，剩幾戶老人，聽評彈，打牌，河邊衰墻邊停著垃圾堆、鳥籠子、還有家家的馬桶，年輕人走光了。那種沒落頹敗，味道是好極了，我原是江南人，走走看看，絕對懷自己的舊，可是全鎮完全被世界遺忘，像一個炊煙繚繞、雞鳴水流的地獄。

批評烏鎮的文化人，大抵沒見過改造前的烏鎮，便是見過，果真動手改造過半個角落？沒有——現在的烏鎮是烏托邦，西柵那條河日夜槳聲船影，城里的艷裝女子坐船艙里大呼小叫，2005年，我和木心親眼看見掏空抽干的河道，泥漿累累，像個狹長的大戰壕，布滿工人，兩岸民宅只有屋架子，瓦片還沒鋪。2006年孟夏，西柵改造完工，河里放了水。我去看故居進度，準備秋后押送先生回來，向宏派了一支船渡我進西柵看看。那天艷陽高照，兩岸白墻黑瓦，整個西柵南北岸一個人也沒有——至今我想不出如何形容，后來才知道，那么多房舍、轉彎、橋洞，都是向宏畫出來的。

我喜歡烏鎮每個角落，江南風雨很快給了烏鎮歲月的包漿，仿佛百齡老人。我不想在短短問答中描述新舊烏鎮的天壤之別，那應是一篇大文章。你問我最喜歡的是什么？我只能說，它讓我想起無數別的古鎮完蛋了，沒了——江南江北多少古鎮本該像烏鎮這樣死一回，再活過來，活得像如今一樣，那有多好啊！不可能了。

P：我也好奇，對于今日之烏鎮，你是否也有不認同的部分？你是否有對它的中肯批評？比如，有人說西柵就是「楚門的世界」，這種說法你有共鳴嗎？

C：什么叫「楚門的世界」？文界的酸話。烏鎮有我不認同的地方嗎？ 當然有，譬如旅游味太重，是全世界名鎮的通例，豈獨烏鎮，十多年來，烏鎮有所控制、平衡，已屬大不易；再譬如遷走鎮民，限制回流，更是全國各地都在干，問題是，遷走之后，千百個新建區域拿得出烏鎮的成績單么？管理和效益如何？套個楚門的帽子說明了什么？沒有。

簇新的西柵剛造好，多少有片場的感覺——我去過無錫附近的連續劇片場，全是仿古建筑——這些年烏鎮的「歲月感」出來了，到處是爬墻虎、積垢、樹叢、野花、蘆葦，鎮外還有莊稼，兩岸人家冒炊煙。我明白了，影視城古建是想象與模擬性質，為便于拍片取景；西柵雖也大幅度增添了復古式細節，畢竟依據老烏鎮的骨架，其他渲染是記憶性的，又好比作曲，配器、規模、功能，大膽加入新的意圖，譜子卻是老的。

歐洲日本，再好的古鎮也不是十八九世紀之前的形態。旅游業，旅游人群，所有古鎮的「自然形態」不可能不變——「自然」從來是爭議性的詞——歐洲旅游化七八十年，沒有一座意大利法國的古鎮是「自然」的。人家比咱們的優勢，一是歷史的人為劫難少，古鎮的階級、產權、法制等等，沒被破壞，一是西方歷史建筑是石材與金屬居多，中國是磚木結構，你沒辦法。

烏鎮重建的爭議是中國所有地區的課題。假如烏鎮沒做好，固然該批，問題是太多老鎮毀了，新城給弄砸了，鄂爾多斯的鬼市，你批評什么？三峽都給淹沒了，你批評什么？中國是你把哪里毀了，沒事兒，你保留了，做好了，閑話四起。張藝謀弄奧運會開幕式，有一招管用：桌面上各種批評，誰都一堆奇思妙想，藝謀繃著臉聽，最后手一攤，說：你來弄！結果開幕式弄好了，市面上幾位文化人出來說閑話，說是不懂中國文化。屁話！那些家伙我認識，九流的混子，裝神弄鬼，文句不通，好意思談中國文化。

向宏是「老干部」，不會那么說。我是閑人，我會對批評者叫道：是的，烏鎮糟透了，你懂文化，你他媽牛逼，你來弄！

沒有比批評烏鎮更高尚的事情了。你看，中國人愉快地弄死了無數古鎮，烏鎮卻被向宏這幫家伙如此這般弄活了，我猜，他的陽謀就是特意為批評留出最后一個靶子吧，批評家該謝謝他才是。

所以問題可能出在批評，不在烏鎮。

未完待續...